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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对文学革命的退让与反击（第2页）

误导青年、博取大名，和朱博的行径颇为相似。他以“尚诈取，贵诡获”

评价胡适，显然是借鉴了《汉书》对朱博的讥评。由钱基博沿袭“甲寅派”

的观点将新文化运动主将暗比“不思道德”

、狡诈专横的权臣可见，他对新文化运动抵触情绪之大，评价之低。

在撰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自我检讨书》中，钱基博以更严厉的语气与胡适相切割，原话如下：

我的思想，和胡适思想不相容；……胡适主张全盘接受欧化；他的考古学，也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一味替西洋人吹；西洋人的文化侵掠，只有降服之一途；绝不承认民族文化！钱基博：《自我检讨书》。

而针对广为流传的胡适所谓“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之说徐敏：《胡适——荒唐的民国范儿》，《书摘》2015年第3期。，钱基博对其孙女钱瑗说：“我也不知道哪国的月亮圆，只知道没有哪个国家写过像中国那么多的月亮诗。一个有修养的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看到月亮，就会想起自己的家乡。”

记载于钱瑗致叶坦的书信，见叶坦《天堂就在她的心里》，杨绛等著《我们的钱瑗》，三联书店，2005，第104页。且不论哪国的月亮圆，也不论中美文化孰优孰劣，钱的态度至少表明，他对新文化运动的黜旧崇洋倾向以及胡适的全盘西化思想，始终都持批判态度，也再次彰显了他的文化守成主义立场。二钱基博对胡适及其追随者的白话文学造诣的

评价

胡适是新道德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倡导者，也是白话文学的探索者。他的白话戏剧《终身大事》、杂文《差不多先生传》、新诗集《尝试集》都是新文学史上的开风气之作。《终身大事》是中国最早的话剧作品之一，内容是应和女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新思潮。这出独幕剧原用英文撰写，因一个女校要排演这个戏，胡适便把它翻译成中文。可是，由于这出戏里的女主角田女士与人私奔，竟没有女生敢扮演这个叛逆的角色，因而将剧本奉还给胡适。《终身大事》刊于《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胡适在“跋”

中对此事作了说明：“这出戏本是因为几个女学生要排演，我才把它译成中文的。后来因为这戏里的田女士跟人跑了，这几位女学生竟没有人敢扮演田女士，况且女学堂似乎不便演这种不道德的戏！所以这稿子又回来了。我想这一层很是我这出戏的大缺点。我们常说要提倡写实主义。如今我这出戏竟没有人敢演，可见得一定不是写实的了。这种不合写实主义的戏，本来没有什么价值，只好送给我的朋友高一涵去填《新青年》的空白罢。”

《差不多先生传》这篇文章讽刺了中国人做事随意将就却自诩圆通的陋习痼疾，文笔浅白风趣，是广为流传的现代散文名篇。

《尝试集》作为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其幼稚是众所皆知的，比如经常被引为笑谈的《蝴蝶》（原题《朋友》）。诗中说：“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胡适：《朋友》，《新青年》第2卷第6期，1917年2月。这类所谓诗歌，粗浅直露，无意境，无留白，几无诗韵可言，当然是尝试的代价。

作为古文学家与旧文化的续命者，钱基博对胡适的白话诗文极为反感。他批评胡适的文章“坦迤明白而无回澜；条理清楚而欠跳荡；阐理有余，抒情不足”

，又批评胡适的新诗，“伤于率易，绝无缠绵悱恻之致”

，“只耐一回读”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79页。但在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他却编撰出版了一部白话文教材《语体文范》。教材中收录了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的白话文，显示出作为古文家的编者试图努力接纳并理解白话文。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国民学校教授语体文。时任无锡县署三科科长的钱基厚，提出无锡国民学校教授语体文的暂定施行办法。作为其中的一项措施，由钱基厚之兄钱基博编著的白话文教材《语体文范》由无锡县署三科于当年7月出版发行。

《语体文范》共分三门七类，在“序跋类”

下收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以及钱基博自己所写的《题庞生文后》。《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在学术上的成名作，此书只有上卷，主要探讨先秦哲学，下卷一直未完成。

钱基博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的文字艺术赞赏有加。他认为，此文有条有理，说来头头是道，真可称得“言有序”

钱基博：《语体文范》，见傅宏星主编《钱基博集·文范四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172页。；又引用韩愈“文从字顺各识职”

的观点评价说，“胡先生这篇文章，真正周密极了”

。钱基博：《语体文范》，见傅宏星主编《钱基博集·文范四种》，第174页。但他也指出，虽然胡适标榜《中国哲学史大纲》除去所引用的古书，其余文字全用白话，却在行文中着实带着文言的色彩，并未做到言文一致：

胡先生这部书，和这篇导言，不但“引用古书”

，“还用原文”

的文言，就是胡先生自己发表意见，也着实带着文言的色彩。有些是胡先生自己的文言功夫，从前做得过深，“之”

“乎”

“者”

“也”

的习惯成自然了，一时改不过来。然而也有些竟是不能用白话写出来，不能不夹着文言。所以不但胡先生如此，现在大名鼎鼎的几个提倡白话的文家，我读他们的文章，几乎无一不如此。所以“文言一致”

，还是一句话，要真实做到，却是难！难！钱基博：《语体文范》，见傅宏星主编《钱基博集·文范四种》，第173页。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有一段开宗明义的话：

我的理想中，以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穿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

两个字。然后还须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叫作“明变”

。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缘故：这便叫作“求因”

。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作“评判”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东方出版社，1996，第25页。

这段文字虽然写于1918年，却已是相当成熟的白话文，和当今学术著述的语体、文风几无二致。其中的“述学”

“明变”

“求因”

等词，显示出的胡适的文言功夫，却是当简则简，并非如钱基博所说，这是因为“不能用白话写出来，不能不夹着文言”

。事实上，融铸文言以完善白话，本就是中国语文的进化之道。详见拙文《朱光潜与文白之争——兼谈学习和创作文言文的现实意义》，《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1期，第127—135页。

在较全面评估胡适白话文学造诣的基础上，钱基博指出，鲁迅、徐志摩是胡适的追随者之中造诣最高的两位，他们分别以小说和新诗践行了胡适的文学革命论。

钱基博评价鲁迅、徐志摩的小说与新诗造诣说：

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志摩为诗，则喜堆砌，讲节奏，尤贵震动，多用迭句排句，自谓本之希腊；而欣赏自然，富有玄想，亦差似之；一时有诗哲之目。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5页。

随后，钱基博笔锋一转指出，当时的青年对鲁迅、徐志摩的作品“始读之而喜，继而疑，终而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