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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与英国文学的关系（第3页）

“伟大的事”

，而是以“卑微的人物和事情”

为描写对象，其小说主调是讽刺而非赞颂。这种小说创作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创作实践可以说是西方非英雄化叙事的滥觞，萨克雷只是踵武其后并有所扬厉。杨绛在《名利场》的中译本序言中称，该小说“全部故事里没有一个英雄人物”

，因而就是“现代所谓‘非英雄’的小说”

，这一点是其“创新”

之处杨绛：《〈名利场〉小序》，《杨绛文集》第4卷，第213页。。笔者以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约瑟夫·安德鲁斯》《阿米莉亚》（英文原文为Amelia，萨克雷《名利场》中的主角之一与其同名，杨绛将菲尔丁笔下的Amelia译为阿米丽亚杨绛：《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杨绛文集》第4卷，第237页。，却将萨克雷笔下的Amelia译为爱米丽亚杨绛：《论萨克雷〈名利场〉》，《杨绛文集》第4卷，第221页。）等重要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不是有缺陷的平民、绅士，就是堕落的贵族，没有一个英雄人物，小说的主调也是讽刺性的，而非悲剧性的。因此，西方文学史上“非英雄”

小说的开创者并非萨克雷。此外，西方现代的“非英雄”

小说与菲尔丁、萨克雷的“非英雄”

小说也有深刻的区别。

19世纪末以来，现代主义思潮中的非道德化倾向改变了作家的社会观和文学观，也直接影响了作品的内容和人物的思想基调。在现代派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出现了“非英雄化”

的倾向，昔日传统作家所刻意塑造的完美的理想人物形象，已不复见郭绪权：《主角的转换——试论西方现代派人物形象的“非英雄化”

倾向》，《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这是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人性论逐渐为科学的发现、现实的非理性化以及人自身的异化动摇的结果，无论是现代派小说中对自身境遇缺乏明确认识的非英雄（non-hero），如乔伊斯《尤利西斯》中的布鲁姆，还是对自身与周围环境的对立有较明确意识的反英雄（anti-hero），如《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考菲尔德，均有不可自抑的悲观绝望的情绪，异化感和疏离感是他们共同的在世体验赖干坚：《反英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角色》，《当代外国文学》，1995年第1期。。显而易见，菲尔丁、萨克雷笔下的“非英雄”

如汤姆·琼斯（TomJones）、爱米丽亚（Amelia）、利蓓加（RebeccaSharp，又称Becky）等人物，虽然都有各自的磨难、挫折或不幸，却不外是人际的倾轧、社会的动荡或现实人生的播弄所致，并无非理性主义影响下的异化和疏离意识，也未触及对存在意义的探问。更显著的区别是，菲尔丁、萨克雷的非英雄化叙事具有明确的道德意识，一个以“警恶劝善”

为目的，一个以“讽刺的道德家”

杨绛：《论萨克雷〈名利场〉》，《杨绛文集》第4卷，第218页。自许，不仅要揭露真实，还要宣扬仁爱，而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非英雄”

或“反英雄”

小说都具有非道德或反道德的倾向。

虽然杨绛将萨克雷的非英雄化叙事等同于现代“非英雄”

小说的观点有欠周详，但她所谓《名利场》是“没有英雄的小说”

和“没有主角的小说”

相统一的看法，却是卓见。所谓没有主角，并不是没有主要人物，而是不以一个主角为中心，《名利场》里的爱米丽亚和利蓓加就是正反相衬的两个主要人物，以她们相交织、相对照的故事为主轴，展现出英国19世纪社会的众生相。杨绛概括指出，“萨克雷用许许多多真实的细节，具体描摹出一个社会的横切面和一个时代的片断，在那时候只有法国的斯汤达和巴尔扎克用过这种笔法，英国小说史上他还是个草创者”

杨绛：《论萨克雷〈名利场〉》，《杨绛文集》第4卷，第235页。。

杨绛关于《名利场》的上述评论写于1959年杨绛：《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杨绛文集》第8卷，第389页。，她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发表于20多年之后。对照杨绛对《名利场》的评论和《洗澡》的创作理念、结构模式和表现手法，明显可以看到萨克雷对杨绛的小说艺术的影响。

杨绛在《洗澡》前言中介绍该小说的结构特点和人物性质说：

《洗澡》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它借一个政治运动作背景，描写那个时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杨绛：《洗澡·前言》，《洗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1页。

又在《洗澡之后》的前言中补充说明道：

我当初曾声明：故事是无中生有，纯属虚构，但人物和情节却活生生地好像真有其事。姚宓和许彦成是读者喜爱的角色，就成为书中主角。既有主角，就改变了原作的性质。原作是写知识分子改造思想；那群知识分子，谁是主角呀？杨绛：《洗澡之后·前言》，《洗澡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2页。

从杨绛的自述可见，她本来是要写一部既没有主角也没有英雄的小说，事实上，这部小说的确不是由一个主角贯连全部，也不是以一个主角为中心，而且，小说中的人物如杨绛所言，的确是一群需要“洗练”

自己的知识分子，余楠、施妮娜这类不学无术的小丑就不用说了，傅今、朱千里这类卓有学识的学者也是洋相频出，就算是姚宓、许彦成、罗厚这几个相对正面的形象也未在不公不义前表现出不凡的勇气，而是更多地拘执于私情私谊，因此，《洗澡》这部小说从叙事模式上来看，正是萨克雷式的非英雄化叙事。不过，在这部表现知识分子群像的小说中，姚宓、许彦成的婚外情无疑是一条若隐若现的主线，杨绛作为叙事者对这两人也倾注了更多的同情，这就影响到了读者的观感，因此出现了杨绛所谓读者出于喜爱而将这两人看成主角的情况。杨绛进而指出，读者自设主角的阅读反应“改变了原作的性质”

。这是文学接受中很有趣的读者反应改变作者意图的现象。但从客观结构来看，这部小说仍然是一部“非英雄”

小说。

此外，《洗澡》与《名利场》的相似性还表现在均通过选取“一个社会的横切面和一个时代的片断”

来反映现实、反思人性。诚如杨绛所言，《洗澡》这部小说是“借一个政治运动作背景，描写那个时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

，这与萨克雷的《名利场》以拿破仑统治法国时期的欧洲战争冲突为背景，刻画英国社会形形色色的中等阶级的叙事模式大体一致，二者都不是“史诗性的结构”

，也都不是《巴黎圣母院》式的表现各阶层差异和复杂关系的全景描写。杨绛在评论《名利场》里的人物时说，他们是“沉浮在时代浪潮里的一群小人物，像破产的赛特笠，发财的奥斯本，战死的乔治等；甚至像利蓓加，尽管她不肯向环境屈服，但又始终没有克服她的环境。他们的悲苦的命运不是悲剧，只是人生的讽刺”

杨绛：《论萨克雷〈名利场〉》，《杨绛文集》第4卷，第225页。。其实，杨绛笔下的人物也多是沉浮在时代浪潮里的小人物，不仅是《洗澡》里的人物，也包括《“大笑话”

》《“玉人”

》《事业》等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短篇小说中的陈倩、郝志杰、陈倚云等人，他们都有点像利蓓加，都不肯向环境屈服，但又始终没有克服所在的环境，他们的故事，不是凄惨的悲剧，只是“人生的讽刺”

，令读者在轻松一笑的背后洞见人的不完美和现实世界的吊诡。三捍卫“前现代小说”

的价值：杨绛与奥斯丁

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李维斯（F。R。Leavis）在1948年出版的《伟大的传统》（TheGreatTradition）一书序言中称：“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是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D。H。劳伦斯。”

F。R。Leavis，TheGreatTradition:aStudyoftheEnglishNovel，NewYork。:Doubleday，1954，p。9。李维斯所说的伟大传统的精神实质，类似于中国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所提倡的人文关怀、道德关怀，他将奥斯丁列为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缔造者的首位，不仅仅是对其文学造诣的肯定，也是对其小说所蕴含的人文情怀的表彰。

奥斯丁出生于英格兰南部汉普郡，其父是学问渊博的牧师，其母是乡绅之女，文化修养颇高。奥斯丁虽然没有进过正规学校，但儒雅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氛围既培育了她的知识女性的不俗气质，也培养了她写作的兴趣。与奥斯丁相似，杨绛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杨荫杭是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时事评论家，学术文化气息浓厚的家庭氛围也同样培育了杨绛的不俗气质和写作兴趣。更重要的是，这两位生活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中英女作家均有洞悉世态人情的智慧和眼光，也都有恬淡幽默的心性与温厚的仁爱精神。正是这种内在的契合，使得杨绛格外推崇奥斯丁对于杨绛与奥斯丁的契合，学界已有探讨，如许江《福尔摩斯与奥斯丁——重读杨绛的小说》（《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等论文。笔者主要着眼于杨绛对“前现代小说”

价值的辩护。。前文指出，杨绛是因为对改革开放初期“人们都写文章赞扬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Brontё）的《简·爱》，同时批评奥斯丁”

感到“不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