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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与英国文学的关系（第2页）

的典型。

不过，诚如杨绛所言，菲尔丁的小说艺术观固然主要源自亚里士多德，但也受到了倡导“临摹活的范本”

“写来有趣动人”

的贺拉斯、塞万提斯等人及主张“贴合人生真相”

“人物性格适当”

的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批评家的影响杨绛：《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杨绛文集》第4卷，第261、251、253、250页。，并有自己的发挥和新见。杨绛指出，菲尔丁的严格按自然描摹人物的理论就是他自己的见解，和《诗学》的主张有显著的不同。《诗学》“泛说艺术创造人物，有的比真人好，有的比真人坏，有的恰如真人的分。接着各举例子，说荷马的人物就比真人好。喜剧的人物总描摹得比真人坏，悲剧的人物总描摹得比真人好”

亚里士多德：《诗学》，中译文见杨绛《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杨绛文集》第4卷，第248页。。与此形成对照，菲尔丁虽然写的是喜剧性人物，“但是他并不赞成把他们描摹得比真人坏；他只取一个方法：如实描摹得和真人一样”

杨绛：《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杨绛文集》第4卷，第248页。。所谓“描摹得和真人一样”

，就是严格按自然描摹人物，不美化，不丑化，不夸张，这和《诗学》所谓虚构人物可优于或劣于真人的观点确有不同。

此外，菲尔丁主张，小说家虽不是叙述实事，却应该把故事讲得贴合人生真相，仿佛实事一般，因此，小说家在选取题材时需遵守两条规律：“（一）不写不可能（impossible）的事；（二）不写不合情理（improbable）的事。”

杨绛：《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杨绛文集》第4卷，第251页。杨绛指出，菲尔丁以上看法也是他自己的见解，跟《诗学》和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批评家的理论略有不同：“《诗学》以为史诗可以叙述不可能、不合理的事；只要叙述得好，听众也会相信。勒·伯需以为听众如果已经准备着要听奇事，故事略为超出情理也不妨。”

杨绛：《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杨绛文集》第4卷，第252—253页。从西方文明进程的历史背景来看，菲尔丁摒弃“神怪因素”

的创作观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文主义精神与理性精神的体现，他的关注点是真实的人和真实的事，而不是浪漫传奇或神话传说，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题材无非“人性”

（humannature）杨绛：《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杨绛文集》第4卷，第254页。，而作为作家，需有“爱人类的心”

（humanity）杨绛：《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杨绛文集》第4卷，第260页。。但是，菲尔丁虽然着眼于再现现实人生和人性的真实，反对神奇怪诞的故事，却又明确表示，“他的小说不是枯燥乏味的历史，他不是写家常琐屑的人和事，他写的是奇情异事”

杨绛：《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杨绛文集》第4卷，第250—251页。。既摒弃“神怪因素”

，又推崇“奇情异事”

，这两种主张貌似对立，却又辩证统一，恰恰是菲尔丁的高明之处，也是其超越《诗学》和法国古典主义文论之处。人生如梦，世事如棋，离奇的人物和事件多有，但离奇不等于虚妄，不等于臆想，更不等于背离人性之真，所以菲尔丁认为：“小说家果然只写真实的事，也许写得离奇，绝不会不合情理。”

杨绛：《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杨绛文集》第4卷，第252页。他进而主张，“若写得入情入理，那就愈奇愈妙”

同上。。这种尚奇而重情理的小说叙事观是菲尔丁对自身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重要指南。

综观杨绛对菲尔丁小说理论的诠释，她通过系统考察后者散见于小说的献词、序文和《汤姆·琼斯》每卷第一章里的小说艺术观和小说创作观，条理清晰地揭示了菲尔丁“滑稽史诗”

理论尚写实、重情理，既摒弃不合人生真相的传奇叙事又主张借助卑微人物的奇情异事以逗乐劝善的核心精神《洗澡》《洗澡之后》英译者梅珠迪认为，杨绛通过综合考察菲尔丁的小说论，发展了他的观点。（ChristopherRea(ed。），a’sLiteraryopolitans:QianZhongshu，YangJiang，andtheWorldofLetters，LeidenBoston:Brill，2015，p67），不仅有助于认清菲尔丁的小说创作倾向，也对她本人的后期小说创作产生了明显影响。她在1957年发表了《菲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一文之后撰写的第一篇小说《“大笑话”

》就是一部兼具讽刺性和趣味性的“滑稽小说”

。小说描写20世纪30年代一群知识分子的太太在家属大院温家园里，过着衣食无忧而百无聊赖的生活。随着寡妇陈倩的忽然出现，园子里的表面平静被打破。善妒而工于心计的朱丽设下骗局，令心地单纯的陈倩和号称“不仅怕自己的老婆，谁家老婆他都怕”

杨绛：《“大笑话”

》，《杨绛文集》第1卷，第65页。的林子瑜陷入偷情陷阱，从而制造出“要抢人家情人，给偷掉了自己的丈夫”

的“大笑话”

杨绛：《“大笑话”

》，《杨绛文集》第1卷，第105页。。整部小说以细腻诙谐的写实手法，借助非传奇性的“奇情异事”

，将民国时期那些仰赖丈夫度日、貌似富贵实则卑微的知识分子太太的空虚内心与猥琐面目，表现得入木三分，在令人发噱的同时，也引人警醒，这正是菲尔丁所谓“尽滑稽之能事，笑得人类把他们爱干的傻事坏事统统改掉”

的警戒作用。此外，创作于《“大笑话”

》之后的《“玉人”

》，也是一个滑稽故事，也同样在引乐逗笑之中，蕴含着对人性弱点的反思。

加拿大汉学家雷勤风（ChristopherRea）认为，杨绛和钱锺书作品中“那些轻喜剧笔调的、写中国人历史创伤的作品”

，对“现代文学的人文主义”

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见上海《文汇报》新闻稿《〈译丛〉秋季号将刊杨绛作品英译》，2011年7月25日。。的确，杨绛笔下的滑稽故事和菲尔丁的滑稽小说一样，在喜剧性逗乐风格的背后是深厚的人文关怀。关于这一点，下文还会论及，兹不赘述。二萨克雷的“非英雄”

小说对杨绛的影响

杨绛是20世纪40年代崭露头角的女作家。2003年，92岁高龄的她自述其创作心路历程说：

我当初选读文科，是有志遍读中外好小说，悟得创作小说的艺术，并助我写出好小说。但我年近八十，才写出一部不够长的长篇小说；年过八十，毁去了已写成的二十章长篇小说，决意不写小说。至于创作小说的艺术，虽然我读过的小说不算少，却未敢写出正式文章，只在学术论文里，谈到些零星的心得。杨绛：《杨绛文集·作者自序》，《杨绛文集》第1卷，第2页。

从这段自述可见，杨绛早年的志向是做一个小说家，而不是学者或翻译家。她遍读中外好小说的目的是洞悉小说艺术的奥妙，以助其写出好小说。在她广泛阅读的中外小说名著里，英国小说占了较大比例，从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约瑟夫·安德鲁斯》《阿米丽亚》（现译《阿米莉亚》）、司各特的传奇小说、萨克雷的《名利场》、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诺桑觉寺》直至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羽蛇》等。从杨绛一生所创作的包括7篇短篇小说、1部长篇小说《洗澡》及其续集《洗澡之后》等为数不多的小说作品可见，英国18世纪、19世纪的小说家对她产生了相当明显的影响，其优雅的知性书写俨然是英国淑女型作家的中国化身。她自谦说，她仅在学术论文里，谈到些小说创作的“零星心得”

。事实上，她对菲尔丁以及萨克雷、奥斯丁等英国小说家的评论，不仅是学者对作家的叩问，也是作家与作家的对话：在探讨别人的小说理论和创作艺术的过程中，既以自身的创作经验与其相印证，也逐步确立起自身的小说艺术观，并自觉地应用于后来的写作。

如上节所论，杨绛对菲尔丁小说理论核心精神的探究对其《“大笑话”

》等小说产生了明显影响，本节将进一步探讨杨绛对萨克雷《名利场》的艺术特点的领悟和评论，以及对其后期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洗澡》的深刻影响。

《名利场》的副标题是《没有英雄的小说》（ANovelwithoutaHero），这也是最初的书名。杨绛指出：“对于这个副题有两种解释。一说是‘没有主角的小说’，因为不以一个主角为中心；……另一说是‘没有英雄的小说’，英雄是超群绝伦的人物，能改换社会环境，这部小说的角色都是受环境和时代宰制的普通人。两说并不矛盾，可以统一。”

杨绛：《论萨克雷〈名利场〉》，《杨绛文集》第4卷，第224—225页。从英国文学史可见，萨克雷非常欣赏菲尔丁，他称赞后者能把真实人性的好坏两面表现出来，又对《汤姆·琼斯》的结构称赏有加杨绛：《论萨克雷〈名利场〉》，《杨绛文集》第4卷，第226—227页，第231页。，因此，萨克雷的非英雄化叙事应该是受到了菲尔丁的影响。前文已指出，菲尔丁以喜剧作家自居，不写“高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