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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与奸臣外国共天下（第2页）

元丰改制后，专用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官称。宋朝的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照例用文人充任，副职有时用武人，充分体现了重文轻武的特点。

但是北宋的枢密使与中书的关系极不正常。枢密使每次上朝奏事，与中书先后上奏，所言却两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贰。这显示出两职之间为了互相牵制，独自上报军政而造成的贻误军国大政的弊端。

原本的二府制度在宋初因相权的削弱，虽然造成冗官现象，但是整体上奸相当道祸乱朝政的较少。元丰改制后，二府制得到保留，相权也得以回升。在中央机构的“二府制”

中，宰相主持政事，枢密使掌兵，一旦奸臣当道，国家很难对其进行有效制约。所以当权倾朝野的蔡京和童贯狼狈为奸时，国家必然是一片混乱。

（四）三衙

宋代管辖禁兵和厢兵的中央机构，即殿前都指挥使司(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侍卫步军司），总称三衙。

三衙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共计九员，作为三衙统兵官。三衙管辖全国的禁军，侍卫马、步军司还在名义上管辖各地的厢军。宋朝一般用文臣主持的枢密院与三衙互相牵制，以文制武。而三衙又各统一部分兵力，以便互相制约。

三衙与枢密使所掌之兵权不同：枢密使有发兵之权，而无统兵之重；三衙有统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其目的是为提高和巩固皇权，防止武夫兵变。

二府三司三衙对北宋前期皇权的集中颇为有用。

二府下中书门下主管民政、枢密院主管军政，三司主管财政，三衙钳制枢密院，四者鼎足而立，彼此制衡，使得大权集中于皇帝一身。

神宗改制后，各大官职实权得以恢复，在另一层面上也导致奸臣之间有机会沆瀣一气，把持朝政。

这些奸臣有着同样的特征：

其一，媚惑君主，百般逢迎，甚至是投其所好，以求其职。如北宋蔡京投宋徽宗艺术之所好，备受青睐，恩宠日增。南宋秦桧投高宗求和本意，得以权倾朝野。

其二，结党营私，妒害贤能，陷害忠良。如黄潜善逐李纲、秦桧害岳飞、丁大全劾董槐等。

其三，欺压百姓，贪污腐败。

其四，作为两宋罄竹难书的大奸臣，最大的危害就是致使国家最终陷于灭亡之境地。

◇从王安石变法看是他忠臣还是奸臣

王安石太出名了，一次“改革变法”

之举，惹得当世后世对他的谈论纷争不休，其名气甚至盖过了宋朝的皇帝。讨论者或是偏激地指责北宋灭亡的始作俑者就是王荆公，抑或是对其大肆褒奖，更有者从各个角度对此人深度剖析，以求得证据说明他变法的不易。那么，他到底是忠还是奸？本章就从变法一事细谈，还原一个最真实的王荆公，也给你一个真实的北宋全景。

究其本源，宋朝在立国之初，就不如前朝：汉唐时期的幅员辽阔之势不复存在，少数民族的崛起和发展，致使整个宋朝一直面临的是“卧榻之侧，他人酣睡”

的局面。因此打仗这个事情是一直都不能避免的，加上宋太祖面对这样的格局，恰恰反其道而行，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同时宋朝又是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施行募兵制的朝代，这就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为了抵御少数民族的进犯，宋廷多次增兵添将，导致军饷浩繁，加之朝廷冗官现象和宋朝皇帝的挥霍无度，没钱了就开始变相增加财政税收，甚至有竭泽而渔的倾向。一言以蔽之，整个宋朝的财政危机比想象中严重。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范仲淹组织的“庆历变法”

失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恶化，朝廷内外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王安石进京述职，带着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上奏仁宗皇帝，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以求实施变法，遭到仁宗拒绝。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王安石再次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指出“治国之道，首先要效法先代，革新现有法度”

，并勉励皇帝效法尧舜，简明法制。此时的皇帝是非常崇拜王安石的神宗皇帝，神宗二十岁继位时，就提出“天下弊事甚多，不可不改”

“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

。

相对于司马光的大刀阔斧裁减经费，改变冗费失控的措施，神宗当然是喜欢王安石“不加赋而国用足”

的方案。于是乎，借着皇帝的支持，为了改变宋立国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

“整军”

为中心进行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举国上下风风火火掀起了改革变法的浪潮。而他的变法最出名的观点则是：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王安石以此作为宋朝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开始了全国范围的理财，其中包括：生财、聚财、用财三个主要内容，具体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变法举措。

从王石变法的初衷来看，“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是其主要目的，变法的推行确实使得财政收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加，但似乎没有达到王安石预期的效果和目的。例如青苗法一则的实施性放在农业社会来看，不可能有合适的方式来高效完成这个超时代的经济调节任务，因为青苗钱散给富人，富人再转而贷给百姓，等同于现在资质好的人在银行获取利息低的贷款，再转而以月息甚至天息的高利息贷给资质不好的人群，同时官吏从中作梗，非但没有达到“去其疾苦，抑兼并”

的目的，反而助长了兼并。当时反对变法的对立面，以苏轼等人为主的保守派文人对此大肆抨击：吏缘为奸至倍息。

真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免役法也是，各级官吏趁机有意多征收，大捞油水，反而是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当远大的理想放在不合时宜的社会中去运作，其造成的弊端会远远大于收益。同时，不成熟的信贷模式更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这种在实施过程中变相地“加赋”

的方式，使得原本一无所有的百姓变成了债台高筑的“老赖”

。其中利用此法的奸臣，与民争利，使得天下怨声载道。纵使王安石没有像蔡京等人一样直接做出残害百姓、贪婪奢侈的行为，但是他是蔡京等人的提携者，是各项变法的倡导人，一场赌博带来的输局，这个责任他必须得承担，宋时百姓骂他是“奸臣”

倒是便宜了他。

王安石变法涉及面颇为广泛，除了上面简略分析的富国之法利弊，初始目的中还有“强兵”

，因此变法除了“富国六法”

外的重心便是“强兵四则”

。

“强兵四则”

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