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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袁崇焕死的不冤2（第2页）

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的时候又说：“臣实为受国厚恩，不忍卸担，自矢戮力，以完辽事。观今三月将尽，粮未来一粒，饷未到一分，啼号疾病，白骨满沟，而犹中哓哓污臣者不止，臣亦何苦恋此绝岛，而招人污蔑之毁也。”

他在自己被袁崇焕杀害前的一个月不到的时候，有一份奏疏，内容大意是：诸位大臣官员成天想的就是要如何除掉我，就是不考虑如何收复江山。为泄私愤，不惜同室操戈，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屡次上疏直言，不是不知道得罪在朝官员，只会让自己更快丢掉性命。但我一心想的是国家边防比自己这条性命更重要，所以不得不频频上疏呼吁。昨天看到王廷试的书信，得知粮饷

又没有着落，难道十多万的生灵，就因为我一个人就全部断送掉吗？我又怎么能忍心坐视？

屡次上疏，得罪袁崇焕等人，无异是在加自己走向死亡的命运，毛文龙心里对这点是很清楚的。

《表忠录》中记载他在被袁崇焕杀害前曾经写给回杭州的妻子一封书信诀别，其中说“外有强敌而内有公卿，必死不久”

。

既然知道这一点，那他为什么非要呆在东江呢，为什么还要去袁崇焕那里送死呢？

其原因无非就是“岂舍十余万生灵，因职一人而并毙之”

？无非就是他念念不忘要恢复辽地，无非是他清楚地知道一旦东江这支力量溃散，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无非是他还抱着一丝侥幸，认为袁崇焕尚不至于卑劣到自相残杀的地步。

天启七年的时候，他说：我只知道精忠报国，绝不肯偷生自免。又恐关门指日动胡笳之咽，而登、津、淮、扬等地不久后就成饮马之窟矣。请求粮饷，救济孤单，社稷幸甚！

在崇祯元年五月的奏疏中，他说：辽人向来没有定性，奴夷一旦用计谋来引诱，臣解衣推食，费尽心力招抚来的众人，难道忍心让他们兽奔鸟散吗？等到了溃散的时候，料想那些言官必定又要把这当成是一条罪状加在我的头上了！

在崇祯二年四月的塘报中，他又说“职之死战死守，必尽厥职，唯恐东江破，属国（叛），而逆虏长驱，封疆岂忍言哉”

。

这都是沥血抆泪之语，然而在当时的一些明朝官员，尤其是袁崇焕之类昏聩已极的人看来，毛文龙无非是在危言耸听，夸大自己的作用。

不幸的是，毛文龙被害后，他说的这些话，一一言中。在他死后仅仅四个月不到，“关门动胡笳之咽”

就成为了事实，而后来登、津、淮、扬成饮马之窟也终于一语成谶。至于“东江破，属国（叛），而逆虏长驱”

，当然就更是他死后的现实了。

而毛文龙花费无数心血招抚来的辽东士兵、将领，在他死后不到几年时间里，叛乱的叛乱，逃亡的逃亡，内讧的内讧，类似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这些原东江将领叛变被金国封王，更成了一些论者嘴里毛文龙的罪状了。

毛文龙这一片苦心，在当时除了天启皇帝、崇祯皇帝以及类似徐尔一等少数官员能够理解之外，其他人都当成儿戏了。

袁崇焕加于他头上的那些罪名，没有一个不是他在奏疏里详尽驳斥过的。袁崇焕所谓的十二大罪基本上就是杨国栋奏疏里十大罪的翻版，而对杨国栋的污蔑，毛文龙已经是将之驳斥得体无完肤了。

明朝政府方面确实是苦，而后金这方面其实更苦，辽民反抗几无休日，要以区区一个辽东，灾害连年不断之时，常年维持十万有战斗力的军队，谈何容易。即便在充满遮掩和粉饰的《满文老档》里，到天启七年（1627年）的时候，都有后金统治区饥寒交加，为了免于饿死，人吃人的记录。

《满文老档》说当时后金统治区内一斗粮食要八两银子，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银两虽多，但没地方进行贸易，物价腾贵。一匹良马，值银三百两。一头壮牛，值银一百两。一匹蟒缎，值银一百五十两。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惨杀，甚至到了国中大乱的地步。

其实早在天启五年（1625年）的时候，后金方面因为毛文龙的存在就已经感觉难以支撑了。在努尔哈赤给毛文龙写招降信的同时，他还让手下的汉人给毛文龙写了一封信，备极哀楚乞求之辞：

如今金国汗想要放弃辽东回到其本土。但我们怎么能丢下生身之地和父祖的骸骨而背井离乡呢？所以我等众官员商量，写信给老爷，乞求一条生路。老爷如果看在我等是不得已而投降金人的份上，就可怜可怜我们，给我们寄来作为凭证的亲笔书信或者札书。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就夺取一个城池，如果不能，就跑到山上去。乞求老爷务必把书信训示，快点让来人带回，时间久了恐怕就要被觉。

这封信的动机当然是出于诈伪，但欲行诈伪，也必须先设法用真实情况来取信于人，否则其伪无从售矣。则这封信里描绘的后金窘迫情状，甚至打算放弃辽东回到老巢本土的打算，应该是反映了部分真实情形的。

从崇祯元年（1628年）算起，再撑个两三年，后金不能攻到关内抢劫，也只有彻底崩溃一条道路。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袁崇焕站了出来，帮后金大忙，把毛文龙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