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宗教宽容问题是此次会谈的重点之一。特别是基督徒在帝国中的地位问题。帝国应当实施统一的宗教政策,但更年长的李锡尼并不像君士坦丁那样积极支持基督教。尽管如此,双方还是达成了某种妥协。君士坦丁希望通过宗教宽容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李锡尼则需要保持帝国的稳定。因此,两人同意共同布一项宣言,即“米兰声明”
(参见词条米兰敕令),确认伽列里乌斯此前承认基督教在帝国全境内的法律地位。
最后,关于代亚的问题。代亚自称奥古斯都,统治帝国东部直到赫勒斯滂海峡(即达达尼尔海峡)的土地,并在与李锡尼议和前不断对他难。同时,代亚还迫害基督徒。在米兰会议上,两位奥古斯都讨论了如何处置代亚的方法。然而,就在敕令颁布之前,代亚毁约越过赫勒斯滂海峡攻占拜占庭的消息传来,使这场会议仓促地无果而终。
尽管会议未能完全解决所有问题,但两位奥古斯都在友好氛围中结束了会谈。李锡尼接受了君士坦丁控制其征服地域的要求,并与君士坦丁的异母妹君士坦提娅成婚,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同盟关系。随后,两位奥古斯都共同布了“米兰声明”
,即米兰敕令,确认了基督教在帝国全境内的法律地位。
米兰敕令的具体内容如下:
奥古斯都君士坦丁,以及我,奥古斯都李锡尼,在欢乐之中来到米兰,共同商讨与公共利益福祉有关的各种事务……我们决定布如下法令,保证尊重崇敬神。即赐予基督徒和所有其他信徒自由选择自己崇拜的神灵的权利,让所有天国的神灵都能庇护我们,以及我们统治之下的所有臣民。
敕令中没有特别提到耶稣基督,而是笼统地提及了“基督徒”
。尽管基督教是唯一一个被明确指出的宗教,但“所有其他信徒”
(比如摩尼教教徒)明显意味着这一敕令是对宗教的整体容忍。这一法令仅在一个方面格外偏袒基督徒:仅有他们可以拿回在大迫害期间被没收的财产,包括土地、教堂和动产。其他教派在大迫害期间并没有遭受过可与基督教相比的损失,因此这一条款主要是为了补偿基督教徒的损失,同时也是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
米兰敕令的颁布标志着罗马帝国对基督教态度的根本转变。在此之前,基督教徒经常面临迫害和歧视,而米兰敕令不仅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性,还赋予了他们与其他宗教同等的地位。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还为基督教的进一步传播和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会后,李锡尼迅率军讨伐代亚,并在313年4月的特兹拉卢姆之战中将其彻底击败。李锡尼顺利进入东方的都城尼科米底亚,在拖延了一段时间之后,于6月13日正式颁布了他和君士坦丁在米兰达成一致的敕令。
五、一统罗马
31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在米兰会晤,共同布了米兰敕令,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然而,这一表面的和谐并未持续太久。除掉代亚之后,帝国再度只剩下两位奥古斯都,即西部的君士坦丁和东部的李锡尼。李锡尼在东部开始了恐怖统治,处死了前任的主要官员,对代亚的家族斩草除根,并使戴克里先和伽列里乌斯的家族也被牵连其中。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企图谋害君士坦丁的密谋。314年夏初,李锡尼下令将存于意大利行省边境城镇埃莫纳(aemona,今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的所有君士坦丁的雕像和画像撤除。
君士坦丁在返回高卢后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在完成统一大业的最后斗争中,他充分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谋略和才能。他强化对军队的控制,完善军事建设,在其统治的区域内轻徭薄赋,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从而极大地加强了自身的实力。面对李锡尼敌对的举动,君士坦丁迅率领约三万人的部队向东南方向进军,进入潘诺尼亚平原,在萨瓦河河谷的西巴莱(ciba1ae,今克罗地亚温科夫齐)遭遇对手。两军在314年1o月8日凌晨展开激战,李锡尼不敌君士坦丁,被迫撤退,并在君士坦丁的追击下一路穿越巴尔干半岛抵达拜占庭。316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在拜占庭达成了一致:李锡尼同意放弃他在东欧的所有领土,包括潘诺尼亚和今巴尔干地区,但不包括色雷斯;君士坦丁则承认他对亚洲领土、利比亚和埃及的主权。双方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期。
317年,君士坦丁指定他的两个儿子,即与前妻米涅尔维娜所生的时年十四岁的克里斯普斯,和与皇后法乌斯塔所生的、尚在摇篮之中的君士坦丁(即后来的君士坦丁二世)为西部的共治恺撒;李锡尼也将自己的儿子李锡尼安努斯(Linetus)推举为恺撒。这些举措都是双方经过商议达成的结果。然而就在318年,君士坦丁将宫廷从西尔米乌姆搬到了巴尔干半岛的塞尔迪卡(serdica,今索菲亚),这体现了他对东部帝国的野心。同时,君士坦丁的支持者们竭力抨击李锡尼,指责他虚伪、不忠,迫害基督徒。
32o年起,君士坦丁明显决意终结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政策并独自统治帝国。他蔑视近期定下的传统,甚至没有提名任何帝国东部的人作为每年选举的两名执政官候选人,而是推举了他自己和他的次子,到321年,他又推举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为执政官。同年,君士坦丁还开始集结大规模的舰队,并在帖撒罗尼迦(今希腊塞萨洛尼基)拓宽深挖港口,以供舰队使用;李锡尼也在准备战争。两位奥古斯都选择静观其变,等待对方行动。
322年秋,在反击居于多瑙河下游以北的蛮族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的进攻时,君士坦丁突然率部进入李锡尼的势力范围色雷斯。李锡尼对此强烈抗议,宣称这是蓄意侵入他的领土进行侦察,明显是全面入侵的预备行动。随后,他率约十七万人的大军抵达亚得里亚堡(adrianop1e,今土耳其埃迪尔内),静待君士坦丁的到来。
323年6月最后一周,君士坦丁率军越过色雷斯边境,于7月3日在亚得里亚堡城外倾斜的宽大平原上,与李锡尼部交战。君士坦丁的部队数量略逊于李锡尼,但这支部队主要由久经沙场的老兵组成,他们轻易地击败了李锡尼部。在承受了约三万四千人的损失后,李锡尼不得不下令撤退到拜占庭。这时,他宣称废除君士坦丁的奥古斯都之位,推举他麾下的政务大臣马库斯·马提尼亚努斯(marnetus)接任,并在拜占庭准备抵御围攻。
君士坦丁在亚得里亚堡按兵不动,以等待克里斯普斯指挥的舰队前来。这支舰队包括约二百艘配三十支桨的桨帆战舰,此外据说还有两千艘运输船随行。为了防守赫勒斯滂海峡,李锡尼集结了由约三百五十艘舰船组成的舰队,由阿班图斯(abantus)担任指挥官。但阿班图斯没有在海峡的爱琴海一侧利用其数量优势展开战斗,却在海峡通往马尔马拉海的东北角攻击克里斯普斯。在持续两天的海战中,克里斯普斯击沉了一百五十艘守军的舰船,并突破海峡驶向拜占庭。
李锡尼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留下马提尼亚努斯继续坚守,自己立即渡海,撤退到克里索波利斯。君士坦丁也迅出追击,9月18日在克里索波利斯(chrysopo1is,今土耳其于斯屈达尔)再度取得大胜。李锡尼仓促返回他的都城尼科米底亚,在君士坦提娅的劝说下,决定投降。君士坦提娅亲自出城来到自己异母兄弟的军营中,恳求君士坦丁宽恕自己的丈夫。君士坦丁同意了她的请求,在宴请李锡尼共进晚餐后将其流放到帖撒罗尼迦,派人严密监视,但让他享受优渥的生活;同时将马提尼亚努斯逐到了卡帕多西亚(cadocia)。但就在几个月之后(325年),君士坦丁便以阴谋叛变和私通蛮族的罪名将李锡尼、马提尼亚努斯以及李锡尼的儿子李锡尼二世一并处决。从此,君士坦丁成为罗马世界唯一的统治者,即君士坦丁一世。
六、迁都与征战
325年5月2o日,君士坦丁命令尼西亚的康瑟尔同异教徒作战。[2]
326年,君士坦丁出访西部,抵达罗马举行庆祝活动。但此次对罗马的访问没有成功,因为他拒绝参加异教游行,冒犯了罗马民众。这是君士坦丁有生之年最后一次抵达罗马。[3][8]
33o年5月11日,君士坦丁将罗马帝国的都从罗马迁到拜占庭,并将此城命名为新罗马,但该城普遍被以建立者之名称作君士坦丁堡。[3]
332年至334年间,君士坦丁帮助萨尔马特人抵抗哥特人,并亲自指挥作战。
七、立储与逝世
为了维持王朝的延续,君士坦丁于317年3月1日确定其长子克里斯普斯和次子君士坦丁二世为皇帝继承人,任命他们为恺撒。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君士坦丁的统治基础,也为未来的皇位继承奠定了初步框架。然而,命运却给君士坦丁带来了沉重的打击。326年2月,战功卓着、能力群的克里斯普斯突然被处决。关于克里斯普斯被处决的原因,历史上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与后母法乌斯塔有染:有传言称克里斯普斯与后母法乌斯塔有染,这在古代社会被视为严重的道德罪行,可能导致君士坦丁下令处决克里斯普斯。
涉嫌重大罪案:另一种说法是克里斯普斯涉嫌某件无从考证的重大罪案,可能是谋反或其他背叛行为,导致君士坦丁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
君士坦丁的猜疑:还有观点认为,君士坦丁可能对克里斯普斯心怀不满,认为他有推翻自己统治的意图,因此决定先制人。
无论真相如何,克里斯普斯的死对君士坦丁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打击。为了平息可能的内乱,君士坦丁随后处死了与此事有关联的许多亲随,其中包括法乌斯塔,她被横死于热水浴室中。这一系列残酷的行动不仅反映了君士坦丁在处理家庭内部矛盾时的果断和无情,也揭示了当时皇室内斗的残酷现实。
克里斯普斯的死迫使君士坦丁重新考虑皇位继承问题。为了确保王朝的延续,他先于324年任命第三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为恺撒,后于333年任命第四子君士坦斯一世为恺撒。这样,在其统治晚年,他的三个儿子均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君士坦丁为诸子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君士坦丁二世控制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地区,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控制色雷斯、西亚和黑海地区,君士坦斯控制意大利、非洲、达吉亚和马其顿等地区。这一安排旨在平衡各子之间的权力,防止他们之间生争夺皇权的冲突。
然而,君士坦丁的晚年并不平静。337年,他在筹备对抗波斯的战役时病倒,被迫返回君士坦丁堡。病情的恶化使他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为了确保帝国的稳定,君士坦丁在临终前做了最后的安排,明确了各个儿子的势力范围,以期避免内战的生。
337年5月22日中午,君士坦丁在尼科米底亚安齐罗纳的行宫逝世。临终时,他受洗为基督徒,正式成为基督教徒。这一举动不仅反映了他对基督教的坚定信仰,也象征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宗教改革达到了顶峰。君士坦丁的遗体被隆重地安葬在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大教堂的皇家墓地中,这座教堂是他亲自下令修建的,旨在纪念基督教的十二使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