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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与首辅太监共天下（第5页）

直到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崩，年仅十多岁的神宗继位。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怒万历生母李太后，加之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对高拱不满向李太后进谗，李太后以“专政擅权”

之罪令高拱回原籍。

于是，张居正担任了首辅，终于走上了他的巅峰之位。

成功上位到首辅之位的张居正，开始了他大张旗鼓的改革之路。他从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特别是在财政改革上的大刀阔斧，更是掀起了波澜。

衰落帝国的财政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罗马帝国衰亡史》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

。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清丈，在此次清算土地中，全国田地比之前丈量的增加了两百多万顷。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有着积极作用。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

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万历九年，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

的趋势。

这是明朝财政上最大的一个改革项目，并且在张居正有生之年，为撑住明朝的国家经济命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上，这次改革，更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

但毕竟他是人不是神，是一个有着自己思维模式、意识心思甚至在性格上还有些分裂的人。

正如熊召政所描绘的张居正，带着双重人格。

身为知识分子要保持尊严，应该与强势集团保持距离。但是身为“帝王师”

的张居正不但没有保持距离，而且成了强势集团的一部分，自然而然难以仙风道骨。

为什么又说他是人格分裂呢？

张居正身在官场，首先是一个臣子，在皇帝面前他必须委曲求全。他不能让皇帝发现他的理想和皇帝的想法是相抵触的，所以他必须忍耐，有时甚至是不惜短暂放弃自己的理想。

然而他回到自己的位置时，面对着国家的问题，又不得不以鲜活的智慧、灵动的谋略以及钢铁的意志，挑起国家的重任。

因此他不得已甚至是主动地分裂自己。

中国的政治家大多缺乏激情，而张居正却激情四溢。熊召政说张居正的奏章谨小慎微，然而给朋友的信却激情满怀，对比非常鲜明。这可以看出张居正的分裂，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身文化的深度自觉。

张居正不给自己留后路，他说“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他要求的是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做成，而不是为了获得或避免某种评价。

孟子讲，“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

。张居正改革则从整顿吏治开始，这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张居正未曾给自己留下后路。

也正是因为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树立起来的政敌在他死后，拼命地弹劾他。

至于其他的短板，只能说张居正这个人日趋腐化，但也绝对不算腐败。

张居正是个极其复杂之人，后世对其的评价也是参差不齐，在《明史》里，张居正被列为权臣，就是说他用了不该用的权力。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治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张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

因此在康熙时期修改了的《明史》，出于对鳌拜摄政问题的鞭挞，故而有意将张居正列在了权臣版块。

然后当世之人对于张居正的评价却是颇高，很多不该说他好话的人恰恰为他说了很多好话。

如李贽指出海瑞只是“万年青草”

，“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

。而评价张居正则是“宰相之杰”

，在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时，李贽写信给周思敬责备他不能主持公道，只求保全名声而有负于张居正对他的知遇之恩。

不管怎样，张居正身在明朝“烂熟期”

，身体力行地负载着即将灭亡的明朝缓步向前了六十年，在他死后，腐烂和崩塌一触即发。他发起的改革产生的作用，值得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世间已无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