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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第3页）

朝廷以藩镇平定藩镇，虽然安史之乱的河北叛军首脑被灭，但是藩镇实质控制权仍未收回。又因为平叛增加了藩镇数量和增强了它们的权势，出现亲近朝廷的藩镇与叛乱独立藩镇对峙的局面。安史之乱结束后，朝廷元气大伤，面对平叛有功的藩镇，不是打压时机，这是未收回藩镇权力之初始。

祸不单行，安史之乱后，边陲藩镇的大多数兵力被调回长安平乱，边陲地带的吐蕃又开始猖獗起来。当时由于奸宦程元振当道，襄阳节度使来瑱、同华节度使李怀让先后被程元振陷害致死，各节度使害怕被权奸谋害，更加疏远朝廷，导致吐蕃进攻长安时，无一人出兵勤王，使吐蕃一举攻下长安。

面对内忧外患，中央朝廷的重心全用到了退兵吐蕃上，压根儿没有心思剿灭藩镇。这是未剿灭原因之二。

同时，募兵制下，战争结束之后，大量的职业兵除了经济上需要雇主之外，因长期的雇佣统领关系，牵带着感情基础。中央若是此时出力削藩，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引火上身，因此不敢轻易动手。这是未剿灭原因之三。

在此基础上，藩镇割据越演越烈，终于大唐天下彻底被藩镇分割了。原来的十节度使后来也分化成了“元和四十八藩镇”

的割据状态。

因此史学界有的观点是根据藩镇的功能和地域特点，将藩镇划分成四大类型：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非割据性藩镇）、边疆御边型（非割据性藩镇）、东南财源型（非割据性藩镇）。

（一）河北藩镇，也叫河朔藩镇

河朔藩镇其实看来属于进奉功能，简单点说就是为中央的财力进行补充。其所辖的位置来看：魏博镇、成德镇、幽州镇、义武镇、横海镇五镇等地方富饶繁荣，经济发达，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这些条件也给河朔藩镇的强盛奠定了经济基础。

也由于这个物质的保障，自安史之乱至唐末，河朔藩镇与中央朝廷几乎始终处于对立状态，记载称之：

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于朝廷，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

河朔与中央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对立状态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向中央进奉。因为割据的程度相当有限，他们并不能完全摆脱中央威权而存在，诚如李德裕所言：“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

河朔藩镇和中央的关系一直很微妙，一方面游离在唐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外，一方面又不能完全脱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权力在皇权之下仍属于依附关系。河朔为何一直不闹独立，一则为上述原因，二来该藩镇内部矛盾重重，骄兵悍将随时威胁着节度使的生存。一旦节度使脱离中央的“任命”

，就会因为名不正言不顺而产生危机。其三则是藩镇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他们虎视眈眈，互相争夺。为了避免惨遭吞并的厄运，各镇节度使必须用朝廷授予的旌节作挡箭牌，避免给对方的吞并行动提供口实。

为了维系这种微妙的关系，河朔藩镇以经济的优势作为关系的契合点，于是进奉成为维系唐廷和河朔藩镇关系的纽带。但是这种进奉不是强制性的，而只是形成了定期岁贡和临时进献两种形式。通过定期岁贡或临时进献，河朔藩镇部分履行了作为地方政权所应承担的财政义务，获得了朝廷的官爵和任命，从而为自己的统治提供有利条件。唐王朝则通过接受进奉而从河朔地区获得部分经济收入，维持一定的中央权力。进奉是河朔藩镇在唐后期履行经济义务的基本方式，是对中央政府在河朔地区丧失的政治权力的补偿。

也正因为如此，当两者矛盾尖锐化，唐王朝准备武力讨伐时，往往要先声明拒纳河朔藩镇的进奉，以示劝惩。唐王朝用断绝河朔诸镇的朝贡或进奉作为武力讨伐的先声，对跋扈的河朔藩镇进行警示，说明河朔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一种比较有规律的朝贡和进奉关系。

于是，河朔藩镇对中央政府的进奉由于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尽管并不完全叛离中央，但是河朔藩镇是唯一与唐廷割据的藩镇，也是最令唐廷头痛的割据势力。甚至，中原藩镇就是唐廷为了遏制河朔藩镇而设置的。

（二）中原藩镇

其所在地区是宣武、武宁、忠武、泽潞、河阳、义成等，这些地方的藩镇在安史之乱中经过整顿之后，有了另外一种重要的功能，就是帮助唐廷防遏河朔藩镇。

“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

，然而这一带却成了安史之乱期间厮杀最激烈的地方。按照几大藩镇的分布来看，中原藩镇正好居于河朔、东南、边疆三角区的中心，的确还具有扼住河朔、保卫京师、沟通东南的战略作用。利用藩镇遏制藩镇，同时保护着中央的财源，但是这些特殊的需求致使中央需要养着中原藩镇，必然造成经济上的负担。中原型藩镇的特殊性质使它除了自身的本道军费之外，还有朝廷特批的一笔“出界粮”

。

但是，中原藩镇也不完全听命于中央，因为它们自认为中央依靠本镇遏防骄藩，从而拥兵自重，自觉功德无量，往往无视中央调遣。除此之外，居功自傲的内部将领之间也时常发生摩擦，产生动乱。据统计，中原藩镇的动乱高达五十二起，其中兵变达三十二起，仅次于河朔而居第二位。

尽管这样，在关键时刻，中原藩镇还是唐廷的一道重要屏障。

（三）边疆藩镇

边疆型藩镇的前身是开元、天宝时缘边节度使中朔方、河西、陇右、剑南、岭南等镇，设置得最早。它的所在地包括西北（京西京北）和西南两部分。早年间西北边疆就是军务之地，为了抵御吐蕃、党项的进攻，唐廷设置这些兵镇成为军事斗争的重心。从此消彼长的角度来说，如此庞大的武装队伍在皇权中心附近聚集，对中央朝廷会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和威胁。

从财政影响上来看，这些地方土地贫瘠，人烟稀少。这里的藩镇不像河朔那样富饶可以自给，所以军饷自然耗费巨大，结果唐政府“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半以事边”

来补给西北边疆藩镇。但是唐廷后期财政上严重不足，加上西北藩镇的节度使几乎都是武人，某些军帅的苛刻暴敛，引起不少边军动乱，这成为西北藩镇骚乱的重要原因。但这与河朔藩镇的割据不能混为一谈，因为这些骚乱并没能对唐廷构成严重威胁，并且他们还是防遏蛮夷进犯的主要力量。边疆型藩镇仰给度支的情况，一方面固然加强了其对中央的依赖；另一方面则由于供馈不足、衣粮欠缺以及节度使的暴敛而频频引起边军动乱。

在边疆型藩镇的四十二起动乱中，这类兵变达二十九起，占全部动乱的百分之七十。可见，边疆型藩镇只是唐廷的一种不稳定因素，总体来说，这些藩镇不属于割据藩镇。

（四）东南型藩镇

东南型藩镇的存在意义比较突出，因为地域关系，管辖浙东、浙西、淮南、江西、福建、湖南、荆南等地区的藩镇，由于经济发达，是唐廷财赋的重要来源地，几乎成了唐中央赖以存延的经济基础。所谓“唐立国于西北而置根本于东南，屡经大难，而唐终不倾者，东南为之根本也”

，所以唐朝必须牢牢控制好东南藩镇，限制东南诸道的兵力。因为如果兵力增长，再加上经济优势，东南的藩镇一旦反抗朝廷，比前面三大类型的藩镇更加危险。

对此，朝廷做出的应对方针就大肆压制该地区藩镇的军队，比起西北边疆藩镇的统帅，这里的藩帅多儒士而少武人。这样，有效地限制了藩帅在本镇培植盘根错节的势力，保证了中央对东南藩镇的控制。广德、乾符间，东南型藩镇动乱仅十二起，占这一时期全部藩镇动乱的百分之七。因为军队少、军饷少、财赋多，上缴朝廷的赋税自然多，中央对东南藩镇的控制自然牢固，因此“天下藩镇，东南最宁”

。

各大类型的藩镇有着自己的特点，但它们同在大唐的天空之下，就如同唐朝生出的几个性格迥异的孩子，总会有互相影响、互相牵制的关系。它们内部的动乱和互相之间的相持，也在一定层面上维系着整个大唐江山的延续。

同样，藩镇与中央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统治阶级的矛盾：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藩镇与朝廷的离合是统治集团内部功臣、宦官、相权和皇权等各种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而不单单是中央和地方关系这么简单。

◇宪宗削藩

藩镇割据是安史之乱的“后遗症”

，藩镇割据的主观原因是自安史之乱开始，整个中原兴起了“否君臣之节，营自家社稷”

的思想。

（一）平定剑南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九日，唐宪宗李纯登基。因宪宗自小便熟知太宗、玄宗之盛，欲复大唐之威，“志平潜叛”

。他早就看不惯那些藩镇的飞扬跋扈，所以，自唐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到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宪宗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削藩战争。

公元805年八月，西川节度使韦皋病死，他的心腹刘辟不经朝廷同意就自立为留后（代理节度使）。当时宪宗李纯刚刚即位，打击刘辟的时机还不成熟，只好暂时采取安抚手段，在同年十二月任命他为节度副使，代理节度使事。刘辟立刻骄横起来，认为这个年纪轻轻的宪宗皇帝在藩镇事务上绝对不可能比当年的德宗更有能耐，于是得寸进尺，公然向朝廷要求得到三川之地。

宪宗给刘辟的答复是——门儿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