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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第3页）

，改年号为“居摄”

。居摄次年，各种符命纷至沓来，此时已经民不聊生，不断有人借名目劝王莽称帝。

初始元年(公元8年）腊月初一，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推举王莽为皇帝（实际上是被迫），改国号为“新”

，降孺子刘婴为定安公。此时，王莽在常安称帝，建元“始建国”

。

在中国历史上，通常以贵族革命和平民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正规路子里，五十四岁的王莽换了种不流血的套路，打开了外戚篡夺（窝里反）的先例，获得了垂涎已久的帝位，终于意味深长地打开一个历史新篇章。

后世对王莽的评价褒贬不一，个人认为外戚专权的发展将王莽推到了金字塔顶端，其背后的因素太过繁复。即使篡汉代立这个人不是王莽，历史也会在窦姓、霍姓等人中选择一人对皇权进行取代，只是上天恰好选中的是王姓家族来结束这个朝代“偏房”

的怪相。

至此，整个西汉寿终正寝，结束在了王氏外戚专权的极端之下。这些皇帝谁曾预料到，皇权的衍生物反而吞噬了自己。

◇春风吹又生——梁冀专权

王莽建立新朝之后，进行一系列违背社会发展、加速历史倒退的改制。他的改制不仅没能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社会混乱。新莽末年爆发绿林赤眉起义，汉朝宗室出身的刘秀趁势而起。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定都洛阳，息兵养民，开创了“光武中兴”

。光武帝秉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的原则，以王莽篡位为史鉴，坚决杜绝外戚干政。

《后汉书·皇后纪》记载：

及帝崩，肃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诸贵人当徙居南宫，太后感析别之怀，各赐王赤绶，加安车驷马，白越三千端，杂帛二千匹，黄金十斤。自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帝请曰：“黄门舅旦夕供养且一年，既无褒异，又不录勤劳，无乃过乎！”

太后曰：“吾不欲令后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故不著也。”

可见，东汉之初对于外戚的防范是很严的，后宫太后也鲜有地拥有这样高的觉悟。按理说这样的防范手段以及后宫难得的觉悟，外戚干政这股势力的发展受到层层限制，到此就应退出专权的历史舞台。

历史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反转，东汉的第三位皇帝肃宗皇帝——汉章帝（喜欢书法的朋友应该熟悉此人，章草的创始人）在位十三年，活到三十一岁就死了。章帝死后，他的四儿子和帝继位，时年十岁，由窦太后临朝称制，摒弃外戚不得干政的祖制，又开始重用外戚，将大权交到窦宪手中。

外戚这股势力如同枯木逢春，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崛起。不仅窦宪的兄弟子侄身居要职，而且运用察举制的弊端，从各个层面扩大势力圈子。窦氏外戚在皇权的维护下如火如荼地发展壮大，后来皇权也受到外戚权力逼迫。和帝越发感觉被欺太甚，于是联合宦官，合力打击窦氏外戚势力，这又为汉朝埋下了宦官专权的地雷。

窦氏被打压甚至消灭后，东汉的外戚势力才算是暂时被扑灭。但是这件事给整个东汉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东汉灭亡，各个姓氏的外戚兴起又覆灭，一拨接一拨，成了一朝一姓。

紧接着是邓氏外戚、安帝时期的阎氏外戚、顺帝时期的梁氏外戚，比“王莽篡位”

更惨痛的一幕即将上演。

公元114年，十一岁的顺帝继位，封梁商为乘氏侯，阳嘉元年（公元132年）立梁商女为皇后。从此梁商地位日益显赫，逐渐攫取了大将军这一权倾朝野的要职。当时的梁商虽然“以戚属居大位”

，大权在握，但有所约束，不敢十分专横跋扈。

有人分析实际上是梁商在为他的儿子梁冀专权铺路。因为：

第一，诸梁氏已布满朝廷内外，当时皇帝不过是他们手中之物。

第二，梁商对他所溺宠的儿子梁冀有意加以培植。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梁商病死，未及下葬，顺帝就任梁冀接替父职，做大权在握的大将军，让梁冀的弟弟梁不疑为河南尹。顺帝天生就是软柿子，即使朝中大臣上谏弹劾梁氏兄弟，顺帝也不听，直接将权力交到了梁冀手中，开启了梁冀专权的道路。

公元144年，顺帝死，梁太后临朝，立两岁的刘炳为帝，是为冲帝，梁冀总理朝政。不到一年，冲帝死，梁冀立刘缵为帝，即汉质帝。此时质帝虽年幼，但是十分聪慧，对梁冀专权十分不满。但此时质帝对此也无可奈何，有一次曾目指梁冀轻轻地对朝臣说：“此跋扈将军也！”

质帝的“早慧”

，本来就是梁冀的一块心病，当他听到质帝的辱骂，就立即萌起阴险的杀机。

于是，梁冀密令爪牙置毒于煮饼中。小皇帝吃了后，胸腹部胀痛，情绪烦躁，他催人赶快召李固进宫。李固匆匆赶到，询问说：“陛下患了什么病？是什么原因？”

小皇帝拼着最后一口气说：“吃了煮饼，肚子闷痛，能喝到水还可活命！”

这时梁冀在旁边冷眼注视，阴狠地说：“恐怕会吐，不能喝水。”

梁冀这么一说，左右还有谁敢听小皇帝的话去拿水。李固自然也是一筹莫展，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质帝中毒身亡。事情的真相，李固是很清楚的，但是不能点明，只得扑在小皇帝遗体上悲痛地号哭，说什么要将此事查明。梁冀怕阴谋泄露，李固这么一说，当然使梁冀更忌恨于他。

《后汉书·梁冀传》记载：

复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乔，海内嗟惧，语在《李固传》。建和元年，益封冀万三千户，增大将军府举高第茂才，官属倍于三公。又封不疑为颍阳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万户。和平元年，重增封冀万户，并前所袭合三万户。

本来杀帝是要诛九族的，可是梁冀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又立刘志为帝，即桓帝，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势力，梁氏专权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元嘉元年，桓帝因为梁冀对自己有拥立之功，想用特别的礼遇来显示他的崇高地位，就召集朝中全部公卿，共同商议对待他的礼遇。

于是有关官员上奏说梁冀可以入朝不小步快走，可以佩剑穿鞋上殿，谒见皇帝可以不自称名，享受和萧何同等的仪礼规格；将定陶、成阳剩余的编户全都封给他，这样他的封邑就增加到四个县，和邓禹相当；赏赐给他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照霍光的标准，以突出表彰他的首功；每次朝会，和三公分别开来，独坐一席；十天入朝一次，平议尚书事务；将这些宣告天下，成为万代法制。

梁冀还觉得他们奏请的礼遇不够优厚，很不高兴。他专横行事，玩弄权势，一天比一天凶残放纵，各种大小的机要事务，没有一件不是先征询他的意见才做出决定的。宫中的卫士侍从，都是他亲自安置的，宫中的起居生活，每一个细节他都能了解清楚。百官升迁，都要带着笺记书札先到梁冀门上谢恩，然后才敢去尚书省。

到桓帝永兴二年，朝廷封梁不疑的儿子梁马为颍阴侯，封梁胤的儿子梁桃为城父侯。梁冀在位二十多年，骄横气盛到了极点，横行宫廷内外，百官不敢正视他，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皇帝大权旁落，什么事都不能亲自过问。

桓帝心里已经十分不平了，梁氏专权，为所欲为，目空一切，物极必反的结果即将来到。

延熹元年，太史令陈授通过小黄门徐璜，向皇帝陈述出现了日食等异常灾害（古人的套路就喜欢以自然现象来对应国家治理之事），并且把责任指向了大将军。梁冀听说后，暗地指使洛阳令逮捕了陈授，并在狱中将他拷打至死。因为这件事的发生，桓帝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了，这也成了桓帝下定决心收拾梁冀的导火索。

加上梁冀对宣家的迫害追杀，桓帝大怒，就和中常侍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个人定下诛杀梁冀的计划。梁冀从眼线口中听到了这个小道消息，准备反扑，于是派了中黄门张恽进入宫内，以防止他们发动政变。

具瑗见张恽还敢入宫，先是命令吏人把张恽逮捕，罪名是他突然从宫外进来，图谋不轨。桓帝亲临前殿，以张恽之罪责为由头，召见尚书们，公开指责梁冀的罪行，并让尚书令尹勋手持符节，率领丞郎下的官员都带着兵器守住宫廷官署，收起各种符节送回宫中。桓帝又派黄门令具瑗带着左右两厢的骑士、虎贲、羽林、都候剑戟士等，一共一千多人，和司隶校尉张彪一起包围了梁冀的住宅。同时派光禄勋袁盱带着符节前去，没收了梁冀的大将军印绶，改封他为比景都乡侯。

梁冀自知无力回天，只得和他的妻子孙寿一起自杀了。斩草须除根，桓帝下令将梁冀的儿子河南尹梁胤、叔父屯骑校尉梁让，以及他的亲信卫尉梁淑、越骑校尉梁忠、长水校尉梁戟等人，连同梁家及孙家的内外宗族亲戚全部逮捕，送到诏狱中去，不论老少都处以死刑，暴尸街头。

同时其他受到牵连而死的公卿、列校、刺史及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员有几十人，梁冀原来的官吏和宾客被罢除官职的有三百多人。

这次大肆整治外戚势力，导致朝廷官位一时间都空了，只剩下尹勋、袁盱以及廷尉邯郸义还在。由此可见梁氏党羽范围之广。

因为当时政变是突然从宫中爆发，史料记载这些使者来回奔驰，不管牵涉与否，公卿们皆不知所措，官府、街市、里巷纷扰动乱，好几天才平定下来。但是梁冀死后，百姓没有不拍手称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