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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吏（第2页）

南阳镇平县有一个叫胡体安的人，就是典型具有双重身份的人，不仅在衙门里充当胥役，还是当地盗匪团伙的领导人物。在光绪五年（1879年），这伙盗匪抢劫了当地的一个土豪，结果就摊上事儿了。

按理说，土豪自然和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向衙门报了案后，时间过去了很久，这案子还没有侦破。这就奇了怪了，土豪私下组织了一帮私人侦探去调查，结果大跌眼镜，发现是胡体安一伙干的。既然县里衙门不管，他就一张诉状把胡体安告到了省里。省里接到诉状，立马给了回应，下令捉拿胡体安。作为一个盗匪大佬，胡体安可不是吃素的，在通缉过程中跑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事总要解决，于是盗匪团伙协商出一计，找个穷百姓去顶罪。根据血酬定律，总有人愿意以命换财，不为自己也要为家人。结果找的这个叫王树汶的人才十多岁，打死不愿意去顶罪。盗匪对其软硬皆施，欺骗他不会判死刑，顶多坐几天牢。经不住折腾的王树汶就这样被架进了衙门大牢。

县长二话不说，就向省里提交报告，说贼犯已经缉拿归案，最后定了个秋后斩首。

更让人觉得讽刺的是，时隔不久，胡体安出现在另外一个县，不仅平安无事，还当上了该县的总胥长，这黑变成了白，白变成了黑。

监狱里的王树汶还在等着胡体安把他捞出去，等到秋审时却发现自己被判了死刑。王树汶大哭大闹，监刑官发现这个案子有冤情，把这事告诉了省衙门的一把手涂宗瀛，涂宗瀛一听大怒，下令停止行刑，彻查此事。最终审理出的结论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叫王季福，家住在邓州。

为了核实情况，涂宗瀛便要派人找来王树汶的父亲对质。可是在这个时刻，涂宗瀛被调任了，新任的河南巡抚叫李鹤年。这个李鹤年自己倒没有问题，关键问题出在李鹤年的一个好友许昌道员任恺身上。任恺之前在南阳做知县，参与了王树汶案子。任恺马上写信告诉李鹤年别管这事儿，把这案子压一压，大事化小，不要再深究下去了。

但这件事早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河南的御史听闻此事，把这事儿给捅到了皇帝面前，弹劾这些河南官员官官相护，草菅人命。李鹤年接到皇帝的指责，怒火中烧，立马决定否掉涂宗瀛的审判，不让翻案，还是定王树汶死罪。

一时间，一件偷盗的小案竟然演化成了官官相护的重大恶性事件，民间舆论四起，社会舆论开始针对河南官府，强烈谴责这些“父母官”

是“豺狼官”

，京城之内弹劾李鹤年等人的上奏如雪花般飞进朝堂，这事终于惊动了深宫之中的慈禧。慈禧太后下令授权河道总督梅启照为钦差大臣，彻查此案。最可笑的是这个河道总督梅启照接的是原河道总督李鹤年的班，梅启照手下的官吏基本就是原来李鹤年的旧属。梅启照再怎么想翻案，重新审理的结果还是定王树汶死罪。

最终案件在几个不同层级的官僚手中承转，直到光绪九年（1883年），闹到刑部尚书张之万手中才彻底处理解决。案件结果算是柳暗花明：白坐了五年牢的王树汶无罪释放，原镇平知县和南阳知府发配边疆，李鹤年和梅启照则被降级。作为案件主谋的胡体安却仍旧逍遥法外。

◇窥探清朝胥吏结党营私根源

嘉庆皇帝的“上谕”

言：

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

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诺成风，皆听命于书吏。

举一例牢不可破，出一言惟令是从。

从中可以窥见到清朝正式官员的特色：少说话，多磕头。

咸丰以前的清廷大臣与以前诸朝相比是最缺少主动精神的。这与清代的民族压迫和皇权专制的强化有关，再加上“康雍乾”

三代皇帝都是人精，许多大臣都是本着此方针做官，遇事推诿，大官推给小官，小官推给胥吏，胥吏则有无数法令条例作为依靠。

因为清代法令律条越来越细密，左宗棠的幕友宗稷臣说：“朝行一事，夕增一例。积数百年，遂汗牛充栋而不胜计。”

只要皇帝一句话，马上奉为圭臬，写入条例。

这根本不是“流水官”

能够掌握的，于是就要靠专长此事的胥吏，堂官司员则省心省事，因此就出现了嘉庆所说的“听命于书吏”

的政治怪事。朝廷各部如此，地方也是这样。

因此导致清代的胥吏畸形膨胀，单单是某个县城衙门的胥吏就达两三千人，此外还有许多编外的白役。

但朝廷也不可能花大量的钱来供养这些人啊。于是乎，出现了一个清代官僚体系中最有特色的一幕：清代胥吏地位很低，做不了官，但他们世代相传，把持了衙门的具体工作，很能用权力捞钱，从而发了大财。与此相对的，是京官之穷，在清代也是尽人皆知的。

这是所有朝代中，清朝最奇葩的一个特色。

清代胥吏群体是一个有着显著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的政治性群体，他们供职于各级官府，甚至子弟相承，世守其业，呈现出“权力继承”

的失控局面。

血缘的继承——

早在说“封建”

两字时，中国古代的帝王，从私有观念出发，希望二世、三世乃至万万世，使家天下能传之无穷。世卿世禄制被废除后，当官的不能继承，唯独出现了胥吏能继承。

于是有人言：“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在谈到明代的情形，也支持该言：“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

清代在官员任用上有血缘回避制度，凡有嫡亲祖孙、父子、伯叔、兄弟之关系者，不得同时在同一衙署供职，官阶低者须回避。但是胥吏本身就不在体制之内，所以在胥吏的任用之上就存在着严重的血缘裙带现象，毕竟是自家人懂得自家人，何况这肥差不能流外人田。我们在电视电影中常常看到的现象就是某一官员去外地任职，身边总是带着自己的熟人班底——师爷和常随共同赴任。

费孝通先生讲，中国社会是讲究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就如同一枚石子投到水中，波纹一层层荡漾开去，能够辐射的面积都能够牵扯上联系。

胥吏发展到后来就是社会学中所说的血缘和乡党关系，加上在职业活动中建立的私人交谊，胥吏之间既可相互援手，成就公事，又能结揽把持，牟取私利。在权力系统的交易过程中，用血缘关系进行权力转换历来是官场普遍现象。在清朝的官府衙门当中，最有价值的官亲就是俗称的“三爷”

，指少爷（儿子）、姑爷（女婿）、舅老爷（妻兄弟），官员总会想方设法用和自己有着情感联系的人来充当胥吏，用人唯亲也就这么传承下来。

如果撇开直接的血缘关系，就如前文中讲的“铁打的官府流水的官”

转换为“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

。当官不过三五年，但胥吏是一辈子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他们重视的不是微薄的聘金，而是手中强大的权力衍生出来的利益，于是有了“吏二代”

的说法。胥吏之职在家族间传继，即便不是家族继承，也是同一利益共同体，至少也是前任所选定，这种情形一直延续至清末。

地缘的关联——

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地缘关系是血缘关系的投影，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

官吏之间往往通过认同乡、认同岁、认同年（同一年的进士、举人等），来扯上关系，这就是官场上所谓的“裙带关系”

。裙带关系不意味着一定是穿同一条裤子，关键是能说那些“有用的废话”

。既然官员之间都特别注意去拉扯关系，可想而知，胥吏之间的“裙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