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紧张。
“余芳,为什么谎报年龄。”
张姐说,“九四年的时候你生下那个孩子,跟护士说你十六岁,求她们救你。按照这个逻辑,你今年应该是三十二岁,而不是三十六岁。”
余芳咬了咬干裂流血的下唇,低声道:“那,那年,是十六岁。”
她说,她的确是在十六岁那年生的孩子。
“我是七八年的,但那时候我家住在山里,没有上户口,直到八几年的时候,我爸妈没了,我当时好像是五岁,那些亲戚养不了我,就把我送去了福利院,”
余芳面容疲惫,牙关隐隐颤抖,“福利院的人帮我办理户口的时候,因为我乡下口音太重,他们听不清,就把我写成了七四年。”
张姐了然:“我就知道是这样。那然后呢,九零年的时候,你一个人离开滇城,那会儿才十二岁吧。”
余芳动了动嘴皮,沙哑地承认:“是。”
“去了钏岛之后,”
张姐和蔼道,“你是怎么遇到周善的,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染上毒瘾,可以详细和我说说。”
余芳还是有些抵触,后槽牙痛苦地紧咬着,未经修剪的指甲掐进大腿两侧的皮肤,浑身战栗。
可以理解,毕竟像她这样的吸贩毒人员,早年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对警察具有较为强烈的抗拒感。当张姐问及她为何染上毒瘾的时候,她一时间也并不愿意松口;再者,她的反抗意识并不仅仅局限于警方,更多的,或许还是来自对“周善”
二字的恐惧感。
为什么要恐惧呢,如果是寻常的家暴,余芳应该和警方全盘托出,迫切地希望警方帮助自己才是。
总不会真和陆风引说的那样,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吧。
受害者因长期的被欺压而不得不对加害者产生依赖和爱慕,这在众多刑事案件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小说里或许会有,但张姐干了这么多年警察,还真没听哪个同事说过这事儿。
“我,我十二岁的时候去钏岛打工,”
余芳用手掐着自己腿根,嘴唇微微发紫,“那时候,九零年,没有人问我年龄,我就在一个工厂的厨房里和师傅们学做菜,做给那些工人吃。到了九四年,我出师了之后,就掌勺,那时候周善刚当上厂长,他当厂长之前,我不认识他,但是他当了厂长之后开过庆功宴,我把大锅菜端上桌的时候,他摸了我手,一来二去,就认识了。”
张姐静静地听着。
“后来,后来我告诉他,我十六岁,”
余芳弯下身去,双手死死地抱着头,声音带着些哭腔,“他让我跟着他,说以后我的工资就会翻倍,还说,在厨房炒菜全是油烟,如果我跟着他,他就让我去做普工那天我被他带到一个房间里,说他有好东西给我”
“什么东西?”
张姐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毒品?”
“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只看见那是一种白色的粉末我看见他用锡箔纸裹着那些粉末,然后用打火机放在下面烧,他用鼻子吸了两口给我做示范,”
余芳断断续续地说着,时不时抽泣一阵,浑身都在发抖,“他让我也试试,还说,说如果我不照他说的做,他就找人打死我,那个时候,我没有钱,工厂里的所有人都不愿意惹上他,我,我也怕他,我真的很害怕,后来他跟我说,第一次是不会上瘾的,我就,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