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羡之轻轻笑道:
“大小是个队主,按谯王殿下的市价,买个队主的军职也得十七八两金锭。他弓队底下三十来号小兵,个个是膀大腰圆的狠货,我动手做了他,以后睡觉都得不了踏实。我翻了翻兵卷,此人的兄长在朝内还当着七品文官;这年头人靠着人,根连着根,一根萝卜好拔,后面得甩出多少泥来!何况泥点子甩到我自己的战袍上,不是屎也成了屎。十两金子,你让我玩命啊?”
韩延点头道:
“是是是,还是兄弟考虑周到。”
“你若真想省心,踏踏实实等着上面的处决;此人的罪状已经做实了,跑不了。北府同袍里,我和你韩兄最是投契——没见我那小鞭子大棒子,已把他打成死狗一般?翻不了案啦,更咬不到你们身上;他自己也明白,事情到了这一步,百口莫辩,早点伏法也许还有条生路。”
韩延只是沉吟。徐羡之又道:
“司马家的大小子死在这件事上,别说谯王了,那历阳军的主将能轻饶了他?就是没把他治成死罪,问成一个流放为奴的判决,他真能有命活到明年春天?退一万步,就算那司马家人犯不着跟他一个小卒置气,等判决一下,他一个让大棒子打成怂狗的窝囊丘八,筋骨也废了,前途也废了,当时候还不是想把他揉圆就揉圆、想把他搓扁就搓扁?咱们是体己的弟兄,我一不想让你费钱,二是愿意尽力替韩兄考量考量事体,话密了些。韩兄,你寻思寻思?”
韩延拈须大笑:
“走走走,羡之,到我营里喝两杯!”
徐羡之只是摆手,把韩延推出军帐,扭头冲地下吐了一口唾沫。
估计韩延已经远走,羡之又径直去拜见北府主将。
徐军正禀告道:
“这事理实在是歪的很。卑职有意,周全傅弘之。”
主将道:
“通敌的书信是从他怀里掏出来的,人人都见到了。历阳军和东军皆已在西陵郡扎下了营,谢琰一来就看笑话,司马休之父子更是咬着牙憋着弄死这名军卒,一定要给那已故的司马文行一个体面交代。”
徐羡之叩头道:
“敢问将军,北府是将军的,还是司马父子的?”
“徐羡之,你喝多了。”
羡之又道:
“如今朝廷处处给将军掣肘,远有五万历阳军,日夜睡在北府卧榻之侧;内有谯王的一万甲士,混入北府后,兵不习战,将不治军,专一卖官鬻爵、倒腾粮草、掳掠百姓。将军倒骑墙头,左右为难,日日纵容那司马营倒行逆施,只说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轻轻盖过!全军忠义之士,人人敢言不敢怒;今日北府,还算是北府吗?”
“够了。徐羡之,你大胆!”
“还不够。我军有三军,马军步军水军。水军倚仗蜀地和会稽的楼船,步卒里十有七八是近年入营的坞堡流民,仅有的数千具装骑卒、弓手、车兵,都是从西北避难而来的边地人氏。傅弘之,陇外泥阳人,今日若枉杀他一个,便是寒了万人之心;桓玄反扑在即,教那些北籍壮士们如何弯弓纵马!”
刘牢之叹道:
“我岂不知?我岂不知!我有我的顾虑罢了。据你所说,又该如何判他?”
“我写的那张状纸上,他已画过了押——状纸上,我没写通敌的事情,只是含含糊糊说他无令出营,夜惊军垒。我想依着军法,给他脸上施个黥刑,打上几十军棍,往京口本部为奴。趁夜把这烫头芋头扔出营外,赶紧送到京口;以后司马问到,我去应对,仍是含糊着,就说已把他做了。”
当夜定下事情,徐羡之领着军匠夜探营牢,那傅弘之只剩一口气。
匠人打开布包,里面是钢针和一包锅底灰;傅伤如死狗,都不用人摁着,额头上被钢针刺下来乌黑的一团颜色,脸上血污横流。
“行刑的军吏都是行家,若想要命,任你铁打的汉子,也捱不了十下八下的大杖。军吏平时操练,都把粗纸裹着豆腐去打,外面打烂了纸,里面豆腐仍是完好的——用这绝技收些贿赂,得个喝酒的小钱。我白天打过招呼,你挨了才几板子,怎么就爬不起来了?傅弘之,你不是硬么,如今还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