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在这?」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
「你去哪了?」
哥哥看起来状态很不好,耷拉着脑袋,走起路来晃晃悠悠。他不愿说话,我嫂子也不说,最后他长叹了一口气,嘴里只是吐出了短短几个字,却令我震惊不已。
「我得艾滋病了。」
我一脸震惊地望着他,愣了很久都不知道该接什么话,三个人大概沉默了有一分钟之久。
「什么时候的事?」
哥哥坐在阴影里,支支吾吾了半天,终于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我。
他最开始是去成都打工,也就是零一年的时候,那时候他做架电线工,风险高,但收入还不错,有次两个工友邀请他一起扎一针,因为他们两个付不起一针的钱,想再找人一起「拼一下」。也就是说,三个人用的是同一个针头。
没到两天他就被抓了,他已经成年,所以可以不用通知监护人,只需要留个吸毒史,交了罚款就可以走了。
罚款高达几千元,他和他的工友交罚款的钱是找一个叫布约的人借的,也就是卖给他们一针海洛因的人。
你这不就是中了连环套吗?不是邀请你的工友点你,就是卖你东西的人点你。我对他说。
被放出来后,布约说可以给他安排个赚钱的活,但那其实就是打黑工。
他在那里被困了很久很久,身上的东西都被没收,24小时都有人看着他们,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是几个月,他和同屋的人也计划过几次出逃,但都失败了,最后是那块地方被迫拆迁,他们要跟着搬走,他和一个同屋的朋友计划趁乱翻墙。
成功是有代价的。我哥在从墙上翻下来的时候摔到了腿,当时他也顾不上疼,一瘸一拐地跟着朋友跑到了暂时安全的地方。
他找路人要了几块钱,跑到公共电话亭边想要给家里打一个电话。
在一次又一次的忙音中他丧失了联络的希望和勇气,亲情断线的时候,他却看到了唯一能抚平烦恼的良药。
那时候他因为腿疼蜷缩在墙角,打算就这样将就一夜。
有一个男人朝他鬼鬼祟祟地走过来,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一番攀谈后,他得知那男人名叫毕拉,跟自己是同乡,他可以帮他减轻痛苦,并且答应让他先去自己的住处对付几天。
这下他的腿一点都不疼了,让他误以为自己成了被海洛因眷属的孩子。
毕拉说去帮他和他朋友买瓶水,去去就回。
他们在当晚免于流落街头,因为被警察押上了警车。
信任是一种价值连城的奢饰品。
那人百分百故意的,我们习惯把这种事件叫「两鬼拍门」,也有人叫「朝飞晚进」。
毕拉这个人我印象中在大院那里见过两次,根据我哥的描述,应该就是同一个人,不是重名。
这个名字让我再次证明了自己之前的想法,只要我当初在成都肯花心思找他,就一定能找得到。
毒贩总是有千万种办法让你倒霉,这我太清楚不过了。他这么做不是因为他跟你有多大仇,仅仅是因为他着急用钱。比如在你挖包找东西的时候突然跳出来敲诈勒索、在埋包的地方给你放一包跳跳糖,甚至干脆什么都不给,所以避免被他们利用的最好办法,大概率就是成为他。
第二次被抓的时候就要进强制戒毒所了,一般是三个月到两年不等,在这之前要先做个抽血的检查,可我哥只是幸运地被拘留了几天,连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我恍然大悟了,那警察告诉他,你可以回去了。你有艾滋病。
警察就是这样,他们通常不会拘留艾滋患者太长时间,一方面是出于恐惧,另一方面是像戒毒所这种地方并不具备相应的医疗设备和服务,所以一旦你被检测出是病患或感染者,你连被强制关起来戒毒的机会都没有。
当时我哥并没觉得如临大敌,只是不懂警察为何如此慷慨。
被放出来后,他站在电话亭前手握着听筒,是我妈接的,她在那边「喂」了一声,我哥刚要说话,突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后背。
是毕拉。
他一把抢过听筒,把电话挂掉了。
毕拉告诉我哥,你之前欠的钱,是高利贷。
在殴打的过程中,当毕拉得知我哥是因为有艾滋病才被放出来时,才匆匆忙忙收了手。
艾滋病的药物是政府提供的,免费,但是我哥并没有按时服用,因为他觉得吃了没有效果。他甚至都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真有这个病,也许是误诊。
后来的那段时间,他一直抱着侥幸心理,企图寻找地下的「艾滋医生」,也许有什么偏方可以治好。
唯一的变化就是钱包越来越扁,病痛从没有放过他。
从那时候起,疾病的事实开始变得具象化。他开始时不时地咳嗽和腹泻,偶尔还会低烧。
他决定等攒够了回家的车票钱就回家。
他说那是一个晚上,他站在家门口,叩门。是我妈开的门,她惊讶地大叫,接着马上要拥抱他,可是他却说,妈妈,别抱我,我有艾滋病。
艾滋病?
我妈这样问他。
艾滋病对于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来说,陌生又不陌生,就好像是一个整日枕着书本睡觉的文盲,连吃饭的筷子勺子都是用文献折的,空有一身「书卷气」,缺难以下咽。
我父母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哥感染艾滋的真相。
听完这些,天已经黑透,我坐在那好久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人与人的运气可真是天差地别。我就没见过比他还倒霉的人。
我猜,我哥和我一定对毒品有不一样的理解。
我家里杀了两头羊,花了好几百块钱请了村里最有威望的毕摩干迷信,而我只是觉得这钱打水漂了。要不是爸妈非要拉着我去,我才不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