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四年,我十八岁,正读高中。老爸身体不好,差不多到了退休的年龄,就提前办了退休的手续,让我辍学顶了他的职,在卫生系统搞药品监督。我老爸人缘很好,退休在家后,还经常有人来看望他,跟他聊天、陪他喝酒。我工作不到半年,就跟很多人都熟了,渐渐地,跟在县城混的小有名气的一些人也打得火热。我当时想,多个朋友多条路,总不会有坏处吧。去年春节我老爸去世了,老娘的身体也因此日见虚弱,那段时间,心里总感觉不是滋味,谈了几个女朋友,都是有始无终,玩玩而已。
去年五月,街上的一个哥们问我能否帮他弄到吗啡、杜冷丁之类的药,说他最近胃出血,难受的要命。我想既是朋友,这点小事,应该没有问题,于是找到县医院的一位副院长批了两支杜令丁。谁知半个月后,他又来找我要,此后要的更频繁。
那时我也想过,还是到此为止,弄不好会出事的。可每次一见到那哥们病恹恹的样子,心里又忍不住要帮他,县医院弄不到,我就找借口托熟人到乡卫生院去弄。这样过了四、五个月,县医药公司一位管药品批发的人觉得不对劲,向公司经理反映,这种国家限制性用药怎么这几个月销量猛增,会不会有人借机贩毒?
公司经理也觉得蹊跷,即与县公安局联系,很快便查出来:我那位哥们不仅利用我,还利用其他包括外市、县信任他的人,四处购买那种药。他们自已只是使用一小部分,大部分药品是高价向有钱的人兜售,他们活动的窝点就在县城的‘湖阳山庄’,怪不得有两、三次我送药到他指定的湖阳山庄时,总看到有那么多的小车停在院子里,生意红火得不得了。
一天上午,我在局里上班时听到同事们在议论,当时就吓慌了,‘趁他们还没有把我供出来,赶紧逃吧!’我心里想,也来不及告诉老娘,取了工资折上的2000块钱,一口气逃到了厦门,过了几天,估计没事,深夜才找个机会用磁卡给老娘打电话。
谁知那帮臭公安在我家守了几天几夜,告诉我,‘你老娘已送进看守所,限你三天之内回来投案,否则要你老娘顶罪。’妈的,这帮人简直没一点人性,我老娘都60好几的人了,身体又不好,儿子犯了事,与我老娘何干,有朝一日,早晚把他们给收拾了。
我气得整晚不能睡,第二天一早我就坐火车回来,径直到看守所。我老娘果然在号子里。几天不见,老娘苍老了许多,头发已花白,两眼深陷,眼神飘飘忽忽的,走路也要人搀着。我三步并作一步跑上前,双脚跪在老娘面前,喊一声‘娘’时早已泣不成声,娘俯下身抱住我的头,‘小林啊,你回来认罪就好了,你要不回来,再错下去,叫我怎么对得住你死去的爹。小林啊,你也不要怪他们公安,是我自愿进来的,为的是怕你不肯回来。’老娘硬咽着,已说不下去了。”
此时的2号房,已经沉静了,只听得见讲故事的小林“嗽嗽”
的抽泣声,有几个躺着听故事的人轻轻地侧转身,背对着小林装着要睡的样子,手掌捂住早已湿润的双眼,不让泪滴落到硬梆梆的铺板上,怕是微小的响声也会搅了他人的沉思。
接下来的故事只有等到明天或后天,灰暗而诡秘的灯光彻夜不息,今夜已无人入睡。
第一回-在押十八天-004
第二天早上7点多,户外已是夏日融融,号房里却只能从不到30厘米高宽的铁栅窗斑驳地漏几点阳光在铺板上,房间里的人都已洗漱干净,正在吞食早餐,唯有昨天傍晚新来的那位许是大劳累了,竟睡到太阳晒屁股还没起床,却没人叫醒他。
有人说,反正他不习惯这里的饭菜,而有些人又吃不饱,不如分了它,等他饿了几顿,自然就习惯了。于是早饭前规定的报数也是邻床的小黄代他应了一声。站在门外透过门板上的小窗口监督点卯的看守警,一时竟没有发现还有一个人躺着没起来应答。
上午10点,小毛按照惯例每星期的一、三、五均要提审,一个小时后被送回号房。看守警关上门刚离开,他就在床上大声谩骂,“狗日的臭公安,这样对待老子,不得好死。”
同房们“哇”
一声围拢来,这才把睡觉的那人吵醒。
他勉强睁开双眼,感觉头疼得要命,一摸额头有点烫手,显然他病了。他想找点水喝,但看到同房的人都围着小毛,有的“呀呀”
地同情,有的“呸呸”
地臭骂,也就下了床近前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帮畜生,见我什么也不说,用手铐反铐我的双手,然后用绳子的一头系在铐链上,另一头吊在房顶的钢筋挂钩上,吊得我两只胳膊像断了一样。”
“他们要你招认什么呢?”
“还不是每次都问的,说我的三个同伙,这次抓获归案,把每次盗窃事实都认了,我还是顽固抵抗。呸,这些骗子,还三个同伙呢,连人数都没弄清,我才不上他们的当。早就得到信息,说那两人逃得远远的,连名字和样貌都不知道,怎么去抓。”
小毛说着,刚才还是满脸的愤怒,现在却为自已的智慧和坚强得意了。
他忍着痛,让小林帮他脱下那件粘粘的背心,背上满是皮腰带烙上的新的、旧的血痕,有两处抽打得重的尚有血水流出。小林用他人递过来的湿毛巾轻轻擦拭一下背部,然后挤出“中华”
牙膏涂抹在伤处,完了,小毛侧身躺下,其他人才一并散开,回到各自的铺位躺着,微闭双眼,想像着刚才审讯小毛时那惊心动魄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