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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孤寡坠寒窟（第2页）

。只要他活着，家人就能活得像在天堂一样；他死了，家人也就好比坠入地狱一般。就拿烧柴这件事来说吧，初到腰杭时他得带着我们自已去搂柴禾烧，但一段时间以后就变成有人专门给我们家送柴禾了。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其实，这是他用自己的“舍”

换来的。即要么是在对方有急需的时候他把钱借与对方然后不要了人家才换了种方式给他送来了柴禾；要么就是给对方办事，人家为了答谢他才给家里送来了一些柴禾。总之，他是个能把“若预取之，必先予之”

人生哲学应用得恰到好处的一个绝对“高人”

。继父死后，第一个压到我肩上的就是解决烧柴问题。漫漫冬夜，居家过日子没有烧的可不行。所以我一有空儿就带着老五到地里去割秋天人家没放倒的包米杆往回背。在1973年春节前后那段时间，我们哥俩通过连挑带背硬是弄回了一垛玉米秸。因此缘故，我跟老五的肩膀头那段时间一直都是“血印”

的，晚上睡觉一碰钻心的疼。此外，冬季挑水也是个挺难的事。当时住在腰杭二队时，全队都吃队部门前那口井的水。那是一口安有辘轱把的水井，井深约有3o米，一个井绳的终端吊着一个胶皮柳罐，每摇上来一桶水都得费很大的力气。自打继父被大队抽出经常跑采买后，去井边担水的事就自然落到了我的身上。起初妈妈怕我压坏了先是按半桶往回挑，挑了几天我就开始挑整桶水了。挑水最难的季节是“三九天”

。此时别说我这个未成年人，就连大人走上井台打水都得加老小心了。在滴水成冰的三九天去担水，井台上的冰台冻得老高，每摇一柳罐水都可费劲了，一不小心脚“踩秃噜了”

被飞转动的“辘轱把”

打伤是常有的事。有一天，在春节前的一个霜雾蒙蒙的早晨我又去担水了。那天气温特别低，每哈口气都能立马在眉毛上凝成霜花。当我把最后一柳罐水刚摇到井口用左手抓住罐把挡到井裙上时，我的左脚突然踩滑导致身体失衡，左手抓着的柳罐瞬间脱手坠入井中，让飞转动的辘轱一下把我从井台打落下来。好在是自己戴着一顶狗皮帽，头顶被砸了个大包，门牙被磕掉一颗，总算躲过了一劫。凡事往往都是“吃一堑长一智”

。打这以后，我开始格外注意登上井台脚踩地这一环节，不踩实脚跟绝不轻易摇动辘轱。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

。自此在腰杭生活的一年多时间里再也没有生过类似的险情。

难怪人们常说“吃喝拉撒无小事”

，“柴米油盐愁死人”

。除去搂柴、担水这类生活锁事外，还有碾米种园、养猪做饭、和泥抹墙、对外跑跑颠颠等事一古脑都压到了我的身上。此时，和我一般大孩子大都在父母的羽翼下专心学业，但我则要替母亲分担生活重压，帮助妈妈跑起生活“龙套”

。当时，困扰我家的头号难题是3个小子太能吃，外加副食匮乏油水小，每月的供应粮总得差个8至1o天揭不开锅。没办法只能以“瓜菜代”

的方式缓解口粮的严重不足问题。

现在说来也不怕“砢碜”

了。1973年春夏季节，我家老五和老六动不动晚上就饿得直哭。无奈，我跟母亲曾采取三种方式解决“粮荒”

问题：一是我跟老五曾不止一次地上树撸过榆树钱然后掺到包米面里烀大饼子；二是去农场托人特批一部分麦麸子掺到白面里头蒸饽饽；三是找继父生前的老朋友弄一点原粮补充口粮的不足。记得当年因吃麦麸子掺白面蒸的黑乎乎的“面饽悖”

竟让我们哥几个干燥得连屎都拉不下来，没办法不得不偷偷请村医陈国顺大哥过来帮我们灌肠解决拉屎问题。其痛苦程度至今想起都令人不寒而栗。按说，一帮半大小子生活在遍地是粮的农村本不该饿成这个样。据我所知，当时很多人家的手都是“不老实”

的，但我们的母亲却教育我们“宁可饿死也不能干不劳而获”

的偷盗行为。现在看来，母亲这么做没有错。倘若她对孩子们的偷盗行为不加制止反倒推波助澜的话，那么我们哥仨或许早就走上了一条人生的“不归路”

。

现在看来，那段时间是对我们一家人进行“人性大考”

的关键期。倘若不是母亲以“高尚人品”

和固守做人“底线原则”

影响和教育了我们哥仨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顺利通过那场“人性大考”

。从这个意义上讲，母亲就是我们的几个孩子的“人生航标灯”

。

综上事例说明，人性的“善与恶”

只是一念之间的事。守住了你就会拥有美丽的人生；滑落了你就是滋生恶念的罪人。若非如此，那么教人向善的释迦牟尼佛也许就不会谆谆告诫弟子们说“佛在我心、我心即佛”

了。其次，继父的突然病逝让我们的家庭再一次失去了“顶梁柱。

个别人由于一直嫉恨张君和继父的关系，很早就想要搬倒他了，就是苦于找不到突破口。当时人们疯传：在腰杭安电这件事上于大头肯定给了张君好处，否则张君是不会冒险包庇袒护“陈久章宣扬反革命言论”

案的。正是基于这种斗争思维，大队授意学校对正读小学三年级的久章开始深挖背后的教唆人了。由于事实上这件事的确与继父无关，故调查人员却非得逼久章说是“继父教唆”

的，不说中午就不让久章回家吃饭。别看久章是个孩子，但他还真挺犟就说是自己想的，到了也没说是继父教唆这句话，气得调查人在屋里直跳脚。此事因在这一环节始终没能核下来，外加抠了两次久章就是一个劲地哭，拿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也就只好先放下了。

第二种情况：是拿我的“入团问题”

大做文章。1973年寒假过后，此时我在腰杭戴帽中学（初一）正读后半学期。当时的班主任是毕兴玉老师，教我们语文的是季景义老师。学生除腰杭本屯学生外还有毕家岗子的周万喜、毕兴刚、王德君、毕荣新和前杭乃的郑福全等十名同学。在此期间，由于我在班级各方面表现都极为出色，故早已被做为展共青团员的重点培养对象。按说，早在放寒假前我与周万喜、王洪福等3人加入团组织的手续即已履行完毕，计划待寒假过后开学在全校搞一次公开的“入团宣誓仪式”

。然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待举行“入团宣誓仪式”

那天，当校长王忠义向全校师生公布上台宣誓人名单时只有周万喜、王洪福，却唯独没有我。面对这一突变故，我的大脑顿时变成一片空白。眼泪刷刷地流过面颊，所有师生都把诧异的目光聚焦到我的身上。然而，直到这时我还不知道生了什么情况。只知道事情肯定是出岔了。

十分钟后，待“宣誓仪式”

刚一结束，校长王忠义便把坐在一边还在呆的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只见他绷着一张严肃的面孔，眨着左眼带有玻璃花的眼睛对我说道：

“孝章同学，鉴于你的现实政治表现校团支部决定对吸纳你加入团组织要继续延长考验期。希望你要继续努力学习、工作，不要背思想包袱！”

听了王校长这番话，我知道继续辩解已毫无意义。于是回复道：“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请组织继续考察我的学习和工作吧！”